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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拒袁世凯政府停兑令,全力维护中行信用(1916年)

袁世凯政府从组成以来,财政收支就十分拮据。1912年底,政府欠债高达1.7亿多元。1914年袁世凯复辟帝制,军政费用急剧增加,耗尽国库,于是挪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发行准备金,迫使中、交两行大量增发钞票充作军费,从而引起通货膨胀。

政府军队以“不相信纸币”为理由,要求发给现洋,袁世凯政府只好从银行库存中提取现银发给军队,于是中、交两行的现银库存大量下降,加之为政府的垫款激增,至1915年底时,中、交两行的发行额猛增到3844万元和3729万元,社会上对两行的兑换券信心已呈现动摇之势。

为保存有限的现银,1916年5月12日,袁世凯政府发布了震惊全国的中、交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和存款停止付现的命令,引起轩然大波。中行上海分行毅然率先抗拒停兑令,将停兑令的影响减少到了最低程度。


上海中行登报通告照常兑现钞票,抗拒停兑令

中国银行股东为防万一,早在1916年4月1日就成立了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,把股东会作为应付事变的后盾。停兑令发布后,中行股东联合会立即发布通告强调:“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,莫如上海一埠,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,且为中外观瞻所系,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,必先自上海分行始;且证之辛亥大清银行全体瓦解,幸沪上有股东会之设立,竭全力以维持沪行,沪行因赖以保全”。

上海中行在停兑令下达之前,已有思想准备。在收到国务院停止兑现付现的命令后,上海中行率先抗拒停兑,股东联合会立即召开会议,议定五条应对办法,内容如下:公举监察员2人,到行管理全行事务;请律师2人,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;所有发行准备金也移交律师管理;登报通告,中行仍旧照章办理,所有分行钞票一律照常兑现;到期存款一律照付现金。

上海中行负责人宋汉章、张嘉璈把严守银行信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,他们在抗拒停兑电复政府时表示:“愿尽一切力量,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,始行停兑”。上海中行率先抗拒停兑,也面临着诸多困难。最大问题便是,北京政府可以违抗命令为由,将上海中行负责人免职,则上海中行抗拒停兑的预定计划便难以实施。于是上海中行负责人宋汉章前访上海会审公堂法官,征询有何方法可使现任经、副理有数日时间留行继续工作,以抗拒停兑命令。法官认为,中行利害关系人可以假装寻找缘由起诉中行经、副理,在诉讼未判决期间,北京当局不能逮捕现任经、副理。上海中行便依计行事,未出差错。

5月12日,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公布,给上海金融带来了一次历史上最严重的“恐慌”,也是上海中行经受严峻考验的第一天。一清早,上海分行门前就挤满了挤兑顾客。张嘉璈在“自述”中说道:“晨8时由私寓赴行办公,行至距离行址三条马路时,即见人已挤满。勉强挤到行门口,则挤兑者何止2000人,争先恐后,撞门攀窗,几乎不顾生死。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,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。”

5月13日是星期六,上海分行登报公告延长办公时间,下午照常开门兑现,当天挤兑人数减为400多人。

5月14日是星期日,上海分行特别开门半日进行兑现,挤兑者已减为不到一百人。


上海中行登报通告延长营业时间收兑钞票

5月19日,挤兑风潮完全平息。 

停兑令给全国的金融业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影响。北京市场发生恐慌,物价飞涨,当铺止当候赎,商号停止交易,市况十分惨淡。上海金融市场更是混乱异常,南北市各钱庄因洋厘飞涨,对于纸币只能暂不收兑,部分银行因现款短缺,直至停业。

在停兑风潮中,中行员工抱定“宁可刑戮及身,不忍苟且从命”的决心,坚决抵制停兑。在上海分行的带动下,太原、汉口、九江等地的分行也纷纷拒绝执行“停兑令”。中行抗拒停兑取得胜利,提高了中行兑换券的信用,使中行声誉大振,备受社会称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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